刘丽群 | 高中阶段普职结构改革的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 刘丽群，女，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
世界各国因经济水平、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的不同，高中阶段的教育结构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高中阶段由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部分组成，但这两种类型的教育是由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分轨实施，各司其职，还是由综合高中采取普职融通的方式来一体化推进，各国有不同的教育选择，并形成了不同的教育传统。而在那些推行普职分轨的国家，普职之间究竟保持什么样的结构与比例最为合适，是优先发展普通教育还是应侧重职业教育，仍然是困扰各国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实践层面也未探索出世界通用的高中普职结构模式。我国高中阶段推行的普职“大致相当”政策，对推动我国高中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对推进高中教育的逐步普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高中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随着社会对高技能型人才需求的急剧增长，高中教育本身面临变革。教育问题，首先是结构问题。我国高中普职结构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也许，我们能从世界各国高中教育改革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些许答案与启示。
一、高中阶段普职结构的国际模式
各国高中阶段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倚重与强调各有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普职结构与普职发展模式。我们根据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的发展样态和所占比例，把各国高中阶段普职结构的发展模式大体区分为四种：普通教育主导模式、职业教育主导模式、普职大致相当模式和普职一体化模式。
（一）普通教育主导模式
普通教育主导模式，即高中阶段主要以普通教育为主，普通教育占整个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达到60%及以上，这意味着这一模式下的职业教育占比非常有限，甚至完全边缘化。推行这一模式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韩国、日本、匈牙利、智利、希腊、新西兰等。在加拿大，职业教育所占比例甚至在10%以下[1]（详见图1），90%以上的高中生主要进入普通教育接受通识教育，学习普通教育课程。在美国，职业教育集中在高中后并主要由社区学院来完成，高中阶段并没有分化出专门的、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轨道，高中生主要通过学校开展的生涯与技术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CTE)来接受一定的职业教育。另外，阿根廷和爱尔兰，也几乎不提供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
（二）普职大致相当模式
普职大致相当模式，即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驾齐驱、占比基本相当（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占比大概在40%～60%之间），属于这一发展模式的国家相对较多，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挪威、波兰、葡萄牙、英国、土耳其等国（详见图1）。当然，不同时期的比例略有浮动，但基本保持在这一区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主要推行的是普职“大体相当”政策，在此政策推动与政府驱动下，高中阶段的普职比例基本保持在1∶1左右。例如，2009年中职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51.1%，2010年为51%①。近年来，中职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整体上，高中阶段基本保持普职规模大体相当的发展格局。
（三）职业教育主导模式
职业教育主导模式，即中等职业教育在整个高中阶段教育的占比达到60%及以上，这一发展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有奥地利、捷克、芬兰、荷兰、斯洛伐克、斯诺文尼亚、瑞士等。（详见图1）这些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的具体实施又有不同的子模式：一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主要基于学校来开展（school-based），如捷克、芬兰等；而另一些国家职业教育的开展强调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相结合（work-and school-based),又称“双元制”。在瑞士等国，有80%以上的职业教育学生选择双元制学习模式。[2]这些国家之所以保持较高比例的职业教育，除了教育传统的因素之外，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工作世界的紧密结合与无缝对接是其重要原因，职业教育所提供的资格证书被劳动力市场广泛认可和接受是其最直接的推动力。
（四）普职一体化模式
普职一体化模式，即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同一屋檐”下实施，普职融为一体，相互渗透，学校内部“同时提供大学预科课程、职业课程和普通课程供学生选择”[3]。综合高中是这一发展模式的典型样式。1959年，美国教育学家科南特在其专著《今日美国中学》(American High School Today)提出中等教育综合化设想后，综合高中开始在美国出现，并在英国等国和地区发展开来，且普职融通的趋势正逐渐从制度的融通走向课程的整合。[4]综合高中的出现打破了双轨制模式在中等教育领域独霸的局面，对美国乃至世界中等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由于师资配置、课程设置、普职衔接、普职轨道校内转换等多方面的原因，综合高中并没有成为世界高中教育发展的主流模式，目前主要在美国和英国推行，我国台湾地区有30%左右的高中为综合高中。[5]
二、高中阶段普职结构发展的国际趋势
一国的高中教育结构与高中入学年龄、课程的长度、劳动力市场、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多个因素有关。因此，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高中普职结构都是不断变化的。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高中普职结构的变化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与趋势。
（一）普职比例一直在变，但发展模式基本不变
无论从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还是从一国不同时期的纵向对比来看，高中普职比例都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具体来看，这种“变化”又呈现以下特质：其一，“变化”更多是比例略有浮动，很少有颠覆性、大跃进式的大变革。从图2对28个国家1999年、2012年职业教育占比的纵向对比来看，除巴拿马和安哥拉两国波动较大外，其他26个国家的升降幅度均在10%～15%左右。教育有其传统与惯性，一般都是在整体发展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受政治、经济及教育改革的影响，高中普职规模与比例略有调整。其二，“变化”既有可能是职业教育比例的下降（图2中有15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占比有所下降），也可能是职业教育比例的上升（图2中有11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占比略有上升）。在不同年份的升降趋势也并不完全一致，一个国家的普通教育不一定总是在上升或一直在下降，高低起伏是常态。其三，“变化”的基本规律难寻。比如，是不是发达国家的普通教育比例普遍在上升或下降？高中教育完全普及或高中已经纳入义务教育的国家，或者职业教育采取双元制的国家，普职比例是否呈现一定规律？我们很难得出一般性的规律与一致性的趋势。
（二）整体而言，高中阶段普通教育比例略有提升，职业教育比例有所下降
虽然各国高中普职比例处于不断变化浮动状态，但就世界范围的整体趋势来看，高中阶段普通教育比例有上升趋势，职业教育占比略有下降。从OECD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情况来看：1996年，OECD国家进入普通教育轨道的学生占高中学生总数的比例从1996年的46%上升到了2016年的56%，职业教育占比下降约10个百分点（见图3）。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职业教育的回报率低，教育成本高，职业学校毕业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薄弱等原因[6]， 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比例也有所降低。世界银行甚至早在1998年就试图说服发展中国家，应把普通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减少职业教育的公共支出，把职业教育留给个人、企业和私营培训机构。[7]
高中普职比例的升降变化可能涉及以下原因：其一，就短期内的就业率提升和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而言，职业教育因为侧重于特定技能培养与职业训练，其毕业生能够更快就业，并迅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所以它在解决青少年失业问题上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就业短期回报和市场适应性明显高于普通教育。尤其是在16～25岁这一年龄段，接受职业教育的男性就业率明显高于普通教育，但在26～35岁年龄段，接受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个体就业率基本持平，而进入46岁后，职业教育优势有急剧下降的趋势。[8]其二，在技术变化相对缓慢的大背景下，国家投资于职业教育比投资于普通教育不仅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而且能较大程度地避免经济衰退。例如，在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优势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在技术更新加速、工作转换频繁的时代，投资于普通教育的优势开始大于职业教育。有学者对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9]，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对职业教育的强调与倚重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但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信息时代后，随着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美国重视普通教育的优势开始显现，而欧洲以职业教育为主导的优势则逐渐下降。因为技术更新越快，工作转换频率越高，对个体通用能力的要求会更高，而职业教育因为与特定职业或岗位的高匹配性，学生工作能力的转换性较差，这是当前有些国家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占比有所提升的重要原因。
（三）高中普职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模糊
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与发展定位，职业教育主要是为某一特定工作培养专门性的技术人才，普通教育则重在通识教育和培养通用型人才。不仅普职定位不同，普职教育各自的升学通道与发展轨道几乎都是自成体系，如普高毕业生更多进入普通高校，中职学生则主要面向就业或进入高职院校。但近年来，各国高中普职教育开始从界限分明走向相互融合。这具体表现为：其一，高中普职课程体系的融合。普通高中对职业教育的兼顾以及中职学校对通识教育的强调成为当今高中课程改革的主要走向。“实践能力、技术能力和学术能力的综合，使个体能更好地应对技术变革的挑战”[10]。因此，“高中课程逐渐地从以往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完全独立的课程体系，转变为更为综合”[11]。其二，综合高中的出现。高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产生了除普高与中职之外的一种新型学校——综合高中。在一些国家，如瑞典、西班牙或英国，高中普职教育正逐渐靠近，甚至融为一体，大多数学生在16岁之前都在综合性学校接受教育。[12]其三，普职升学通道的相互打通。一般而言，职业教育越发达的国家，普职之间的界限越分明，但近年一种“混合式教育通道”（mixed education pathways）开始日渐普遍。[13]瑞士的实践证明了这种混合式教育路径的积极意义，而德国的研究也认为，普职融通将带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14]
高中阶段普职界限的逐渐模糊，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素养提出的新要求，由此导致高中教育定位发生相应变革。经合组织在2013年进行的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Program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就发现[15]：基础技能（如语言与数学技能）更能提升就业竞争力；而中职学生的基础技能要低于普高学生；不仅如此，那些普职分流越早、高中普职教育之间越缺乏融通与转换的国家，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基础技能方面的差距就越大。这意味着，中职一方面要加强通识内容的渗透和基础技能的培养，另一方面须打破普职之间的森严壁垒，通过更高的学业标准、更多的学科融合和更为密切的机构连接，促进其继续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16]，学校在教给学生工作和生活技能的同时要提供基础知识和可转移技能[17]，真正提升学生未来成长的能力。[18]职业教育的目标从特定技能的培训走向对通用能力的重视，意味着高中普职之间原来的界限在悄然打破。
三、普及背景下我国高中阶段普职结构改革的道路选择
我国高中阶段一直推行普职 “大体相当”的政策，国家近期颁布的几个纲领性文件也基本沿袭了这一发展思路，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强调：“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19]。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我国在继续推行普职“大体相当”政策的同时，高中普职结构改革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与完善。
（一）从长远来看，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可适当提高
虽然我们很难建构一个理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中普职结构通用模型，但综观世界高中教育发展的历史、现实与基本趋势，不难发现，在技术发展缓慢、高中教育未完全普及、高等教育处于精英化阶段的宏观背景下，如果高中是其最后学历，那么侧重于发展中职或保持较高的中职比例，无论对增加个体的就业率、适应市场对劳动力需求，还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来说，都有其明显的发展优势与现实基础。在以高中教育为最高学历的毕业生中，中职毕业比普高毕业的就业率更高，其失业率和待业率更低。[20]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高中普职“大体相当”的政策提倡有其必要性与现实性。但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加长，随着高中教育的全面普及以及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以及“工匠精神”的政策导向，意味着高技能人才将越来越成为我国未来人才的主导需求，由此，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需求将加大，而直接面向就业的中职教育需求将有所缩减。事实上，我国最近几年中职招生比例的逐年下降已经表明了这种发展态势：2011年中职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为47%，2013年为43%，2015年为41%，2017年为40.1%，2019年为39.5%②。因此，我们建议：一方面，短期内高中阶段可以继续保持并推进普职“大体相当”的政策，但从长远来看，适当提高普通教育的比例应成为一种趋向；另一方面，在国家整体上保持高中普职“大体相当”的格局下，可以允许在一定范围，尤其是经济条件较为成熟、教育水平较高的省份和地区，适当增加普通教育的比例。
（二）就可持续发展而言，中等职业教育对通用技能的培养可适度增加
一般而言，中职会带来更高的就业率但也面临职业转换时的失业风险，而普通教育的即时就业率相对较低，但职业生涯后期的失业风险会更小。[21]因此，就国家层面而言，高中阶段究竟应该更多侧重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这其实是对短期更高的就业率和长远的生涯发展进行利弊权衡后作出的战略选择。但各国高中教育改革的重点并不是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注重对两类教育内在的定位与目标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求。在此过程中，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是通过增加通用技能的培养，以降低职业教育在后续工作转换中的失业率。不少的研究和一些国家的改革实践都较好地支撑了这一做法。如有学者就指出：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公司，通用能力并不被雇主所重视，但面对技术的急剧变化，雇主开始注重以阅读与计算为核心的通用能力。[22]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甚至发现，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与贡献，其中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和计算能力。[23]而在2011年，瑞典将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重点从更广泛的公民教育转向与职业直接对接的就业教育后，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的比例从2007/2008学年的42%迅速下降到了2015/2016学年的26%。[24]据此，我们建议：中职教育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增强职业教育与技术进步、与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适应性；但与此同时，在课程设计与课程内容的安排上，应加强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注重通用技能的培养。这无论对个体的终身发展，对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还是对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和长远价值。
（三）从高中普职结构优化来说，关键是搭建四通八达的教育“立交桥”
我国高中阶段的普职教育发展一直是“冰火两重天”：普高热闹若市，中职却门庭冷落。即使国家采取了中职免除学杂费等多项举措，但其吸引力不够仍是不争的事实，且短时间内很难有明显改观。中职吸引力不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关键原因在于中职是一条“没有未来的断头路”，这其实也是世界各国中职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共同瓶颈。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如前所述，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打破普职之间的森严壁垒，建立混合式教育通道，这其实和我国一直提倡的教育“立交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建立一个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双向贯通的教育“立交桥”，需要进一步推进与完善。一是切实加强高中普职之间的横向融通。高中普职结构的优化必须跳出普职二元对立、普职分殊的传统思维，积极搭建普通高中、综合高中、职业高中之间的互通渠道；初中后分流与高中内部分流并存，并逐步过渡到高中后分流。二是加大普通高校招收中职学生的比例。目前，普通高校对口招收中职应届毕业生的规模一般不超过当年本省中职应届毕业生的5％，这意味着普通高校的大门对中职学生来说几乎是关闭的。普通高校应适当加大招收中职学生的比例，这和我国当前地方院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政策主张也是完全契合的。三是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层次。我国职业教育基本上为专科办学层次，本科寥寥无几，应加快构建从专科层次到博士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25]，以拓展中职的升学空间与发展后劲，切实提高中职教育的吸引力和认可度，促进高中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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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9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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